但是，在对此予以讨论的学术资料中，也同样存在着见解的分歧。
考察有关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既有研究，如上所言，可以发现两大核心问题。[xiii]事实上，旧《条例》实施逾十年之后，第37条明列的九个领域之外还没有任何国务院主管行政部门出台具体实施规定
因此，有论者提出的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的阶段渐进论从描述角度来说并不成立，从规范角度而言亦无必要。[vi]参见注[5]，第153，156页。[xx]于某与北京大学信息公开二审行政判决书(［2016］京01行终423号)、清华大学与刘某信息公开二审行政判决书(［2017］京01行终428号)、孙某与南通市港闸区档案馆二审行政判决书(［2015］通中行终字第00330号)。比如顾某与建湖县环境保护局行政监督二审行政判决书(［2017］苏09行终222号)虽引用了该条文，但争议焦点却是县环保局是否应当公开本地企业三废处理情况的信息，与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无关。具体理由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性理由，即基于信息本身的特点而不予公开，另一类是程序性理由，即基于申请程序的问题而不予公开。
[xi]就整体情况而言，在这108份裁判文书中，原告胜诉率[xii]为24%。2.法院认定信息不应公开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理由 原告败诉的50个案件，除4个属于被告答复合法外，法院在余下46个案件中判决被告可不公开信息。对此，特茨纳批判说，除了数字和精密的科学术语，适用时无需复杂推论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
[xcii]参见王天华：《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载《交大法学》第2卷（2011年）。参见前引[31]，黄舒芃书，第9-11页。所谓法律概念（Rechtsbegriffe）与裁量概念（Ermessensbegriffe）的区别，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羁束裁量（或曰法规裁量）与自由裁量的区别即由此种思考方式而来。但既然这种具体案件的立法是法治所要求的，那么在其中观念一种行政机关的权衡义务——行政法学中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即属此类[xcii] ——就是可能的。
意义理论从逻辑出发，以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的意义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文脉并不必然告诉我们概念的使用规则，语义学分析在多义性面前面临边界。
这个问题显然难以确证，尽管任何一个以某种方式参与过立法过程的人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共鸣。至于其所能预见者，自然不必多此一举。[xli]关于逻辑对于法学的意义，参见王洪：《法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1期。而强调行政灵活性的论者会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并据此将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勾连起来。
[xvi]而且，全面审查为原则、判断余地为例外这一图式看起来也并未动摇价值导向思考的根本。[xxix]前引[24]，凯尔森书，第98页。科赫认为，对中立对象，语义学分析面临边界。此点是巴霍夫在国家法学者协会1975年大会上所明确表示过的。
[xxiii]参见前引[8]，毛雷尔书，第144页。[vi]换言之，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认识论意义不是论者所关心的，如何展开正确的法学思考才是论者所拘泥的。
对此，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可以理解为对科赫理论的一种补足。[xxxi]黄舒芃：《框架秩序下的国家权力——公法学术论文集》，2013年自版（台湾新学林总经销），第6页。
这一观念让我们联想起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就环境基准所表述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理论，[xxx]只不过凯尔森看起来是将其一举扩展至所有的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拘束性 如果我们着眼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拘束性，去解读凯尔森的框架理论，那么它基本上是指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意义范围（框架）的确定（即对应予适用的规范的认识）。其逻辑是： 1．中立对象的发现：对几年前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的实名报道（重复报道）属于法条中的新闻时事吗？ 2．价值冲突的析出：将新闻时事适用于该对象则侵害人格权（危及原告的再社会化），反之则侵害新闻自由。无论是判断余地理论还是接纳了它的通说本身，都有诸多不连贯之处。[lxii]特别是对于行政法学而言，科赫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判断余地理论的科学性。[lxv]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所谓预测，是指特定书刊可能阻碍青少年的道德上的健康成长，这种可能性只需朴素的盖然性（einfache Wahrscheinlichkeit）即可。这两种价值在宪法上没有原则上的优先性。
他还明确指出：‘红色的这类词可以是极不严格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评价性的词。第三,对两者之间的中立对象，不适用。
此时，该词并非仅指当事人实际在场，还包括打电话等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况。参见前引[62]，阿列克西书，第7页。
再次，该词还有一个更强烈的意义，指在精神上集中于某事，参与某事。日本学者宫田三郎的指摘，即判断余地理论是一种基于经验考察的裁量理论，[lxiii]应该就是此意。（一）框架理论 在《纯粹法理论》第一版中，凯尔森径直将法律的确定性称为假象：所谓法律解释乃是对实在法之认知，并且可从现有法律中发现新法之说乃概念法学的基石，而纯粹法学理论对此绝难苟同。作者简介：王天华，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因为评价性意义内在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而法律（黑尔称之为规定设立者）通过它所表达的真意有多种可能性。第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个案中的解释适用，一定有唯一正确答案吗？ 关于这个问题，判断余地理论的重镇乌勒（Ule）的观点有重要意义。
按照这一思想，法律适用机关在决定是否将某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于某中立对象时，与其说是在探知立法之既决，不如说是在法秩序内对立法者代为决断，用阿列克西的话说，创设（Kreation）[xc]一个与问题规范相区别，但又与之相整合的新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再言说行政的判断余地令人费解。
[xxx]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理论（Normkonkretisierende Verwaltungsvorschriften）认为，环境基准中规定的污染值是行政机关基于比较衡量和价值判断作出的政策性意思决定，对行政法院也有拘束力。凯尔森指出：优秀的立法者绝不反对法官对其立法加以必要的自由裁量，因为其深知自身未能也无法预见未来之所有情形，而只能针对普通情况制定一般规范。
重要的是，在本判决中，按照阿列克西的重构，不确定法律概念（新闻时事）的解释适用也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追加来完成的。[lix]参见前引[43]，Koch书，第36-39页。［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9页。接下来的课题是，循着凯尔森框架理论的脉络，去探究如何确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意义范围——其对行政行为的内容构成框架性拘束。
科赫指出，应当向语言在社会中通用的规则去寻求语言的意义。该价值判断的核心基准在于狭义的比例原则（个案权衡），但适用狭义的比例原则须以相冲突之利益在法律上（必要时回溯到宪法）的价值位序的确认（权衡的基本规则），和问题规范本身就此作出的价值判断的确认（一般权衡）为前提。
因为立法者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真意，难以通过法律解释技术清楚而无疑义地探知。第23条第1款规定：在没有第22条所要求的同意时，有关图片可以在以下情况下公开展示：（1）为报道新闻时事（Zeitgeschic-hte）而使用图片。
法律论证理论的重点在于后者。[xxxiii]这一命题呈现于凯尔森的《法与逻辑》中，Hans Kelsen, Recht und Logik, in: Forum 12(1965), S.421-425. [xxxiv]值得注意的是，黄舒芃对凯尔森的不可推断命题采取的是首肯态度。